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刘诗萌 北京报道

短短两年里，PPP环保产业中已经从人人争抢的金苹果”变成了害死白雪公主的毒苹果”

从2018年开始，不少民营环保企业陷入财务困局。根据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数据统计，100多家环境上市公司里，一年多来大约有近20家公司碰到资金难题，包括东方园林、启迪桑德、碧水源等头部环保民企，或引入国资背景的战略投资，或出让控股权，靠“卖身”才得以暂时脱困。

业界普遍认为，尽管这些危机与外部经济下行、金融去杠杆、自身的盲目扩张等因素不无关系，但PPP规范管理更加严格可能是引爆这一轮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此次危机中遭遇较强冲击的上市企业中，有60%企业业务范围涉及PPP项目，其中78%企业拥有大规模黑臭水体治理、河道治理等非经营性环境项目。

全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副会长兼首席环境政策专家骆建华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环保PPP模式的根本问题就是政府没有新的收费渠道，而仅仅是用财政收入来支付环境治理项目，不可继续的建议，PPP项目必需建立受益者付费的市场化回报机制，构建环保资金投入的可继续运作机制。

环保PPP从鲜花着锦到折戟沉沙

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2013年以来国家大力推动的一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运作模式，旨在通过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的合作实现合作共赢。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的大力推动下，大量基建领域的项目都广泛采用PPP模式进行运作，有着公共属性的环境类项目也不例外。上海水处理设备尤其是水务和园林领域PPP项目集中，大量投资额动辄十几亿元、多则上百亿元的PPP项目呈现。

一些企业受益于PPP规模急速膨胀。例如被称为“PPP第一股”东方园林，园林市场萎缩的大背景下大举进军水环境治理市场，2016-2018年频繁斩获PPP项目订单，中标金额分别高达416亿元、715亿元、408亿元。PPP项目的推动下，2018年东方园林总营收为132.93亿元，净利润为15.96亿元，与2009年相比涨幅都在20倍左右。另一个例子是老牌环境民企碧水源，2018年年底PPP订单占全公司在手订单金额的80%

然而，2017年底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提出要防止PPP异化为新的融资平台，坚决遏制隐性债务风险增量。受这一政策影响，一些伪PPP项目被清除出库，新增项目数量也降了下来，加之金融去杠杆作用，一些企业“借新还旧”融资方式不灵了债务违约风险开始集中显现。

规模野蛮扩张的代价是企业债台高筑。水务、园林、垃圾等环保项目大多是重资产项目，局部企业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往往采取短债长投、融新债偿旧债的方法来溢价收购和竞标投资，靠PPP项目滚动融资来维持运营资金流动。

东方园林遭遇发债遇冷后财务压力陡增，从2018年3月到2019年2月共计兑付约77.60亿元才将短期债务归还完毕，2019年三季报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8.86亿元。

东方园林称，2019年上半年由于金融环境和行业政策变化，加之自2018年年底以来集中归还了大量有息债务，公司主动关停并转局部融资比较困难的PPP项目，控制了投资节奏，减少了运营投入，此外营业收入减少的同时费用继续发生，特别是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导致公司前三季度整体业绩出现亏损。

专家建议：回归根源，完善制度

5年的时间里，PPP制度让环境产业迎来迸发式增长，也令产业遭遇泡沫刺破后的动荡。

最近一年来，不只仅是东方园林一家断臂求生，终止、关停PPP项目近期在环保领域已经不算“新闻”仅今年11月当中，另一家头部环保民企启迪环境终止了位于湖北、甘肃的3个项目，6-7月盛运环保、天翔环境等企业也纷纷终止了局部PPP项目，涉及资金逾越百亿元人民币。

依靠过度举债的资本驱动模式已不适合现阶段产业现状，决策者应时刻牢记‘投资是有风险的借钱是要还的谨慎投资参与规范的PPP项目。骆建华建议环境企业回归根源，收缩产业布局，打造关键环境技术设备和管理服务创新的核心竞争。已经陷入债务危机的环保企业，需要妥善改善债务结构，防止财务风险蔓延，一方面可通过股权融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另一方面可推动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本钱。

然而对于企业来说，终止项目是只是管控风险的方法之一，提供生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环境产业3.0时代，PPP模式仍是未来市场化机制的优选之一，完全抛弃这颗“毒苹果”并不是最佳选择。骆建华看来，要解决PPP制度给环保企业带来的问题，最重要的完善顶层设计，也就是建立受益者付费的市场化回报机制。

2002年市政公用事业开展市场化改革后，环保产业在十几年的发展当中形成了两种主要收费机制，一种是污染者付费”另一种是使用者付费”工业污染治理一般实行污染者付费，委托第三方服务企业专业化治理污染；而乡村环境设施建设，一般实行使用者付费，再加上财政资金可行性缺口补贴，委托第三方服务企业提供污水、垃圾处置等公共服务。因此，上海水处理设备此前的环境基建设施投资运营体制以“使用者付费”为基础，形成了BOTTOT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企业可以获得继续的投资回报。

然而，随着环保项目从过去单纯的污染整治扩大到生态建设范畴，过去的收费机制也面临新的难题。过去是这里有污水就把污水处置完，有垃圾把垃圾烧掉，这是污染治理。现在有污水了光处置掉还不够，还要把已经被污染的河道给治理了治理完还要把周边搞成一个湿地，防止面源污染。所以说河道整治、黑臭水体整治完全就变成一个公共产品，既难找到谁是污染者，又很难说清楚谁是使用者，只能由政府来承担。骆建华说。

这一机制显然不可继续。推行PPP制度之前，地方政府受制于财政收入和增长速度，无法提供辖区内公共环境治理服务。采用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后，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政绩，未统筹考虑临时运营的财政接受能力就盲目上马大批PPP项目。由于地方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远低于PPP项目服务费用支出速度，政府财政赤字继续扩大，应付账款总额激增，项目拖欠费用情况也日益严重。而对于投入PPP企业而言，基建前期初始资金需求大，沉淀利息高，回报期长，且单纯依赖地方财政为付费主体，如果出现拖欠费用，企业现金流压力和财务风险将会更大。

因此，建议对于区域绿化和流域河堤整治等生态改善类项目，首先需要建立受益者付费的市场化回报机制，通过环境改善带来了地产升值、旅游业发展等，都应该有相应主体为之付费，这样才干构建一个可继续运作机制。比如说河道整治好了直接受益者首先是买下周边这些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土地价格升值了房地产的价格也跟着升值，所以应该从土地出让金里加上这一部分，让开发商为环境改善付费。